2021年的春運是鐵路電子客票實現(xiàn)全覆蓋后的第一個春運。對于遠在他鄉(xiāng)奮斗的人來說，一張張小小的火車票承載著思念，也是鐵路發(fā)展的見證。幾十年來，中國鐵路不斷發(fā)展，火車票也隨之經(jīng)歷了從“有”到“無”的變化。
北京南站售票車間主任康順興作為收集火車票的老“票友”，工作30多年來一直在售票車間工作。說起火車票的變遷，康順興可謂如數(shù)家珍。
“20世紀80年代鐵路運營的車票是硬板的常備客票，售票員賣給旅客的車票最終取決于票號，售票員拿到車票后會進行日期打印，然后再拿糨糊進行粘貼，這樣才算是一張完整的車票?！笨淀樑d回憶說，當時出票過程最快也要3分鐘。
90年代，計算機打印的紅色軟紙票正式投入使用，從“做手工”到“敲鍵盤”，售票速度從幾分鐘壓縮到幾十秒，對于這種客票，售票員只需輸入日期、車次，就可以實現(xiàn)一鍵售票的功能。
“不論是硬板票還是紅色軟紙票，都需要人工檢票，每個檢票口大概需要8個人同時作業(yè)，一趟1000人的列車光檢票就要半個小時。”北京南站客運車間主任陳慧敏說道，這種方式不僅浪費人力，更會延長乘客的候車時間。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際鐵路開通運營后，藍色磁介質(zhì)票開始出現(xiàn)，自助驗票閘機投入使用，乘客可自助刷票進站，大大提升了進站效率。
從2010年起，互聯(lián)網(wǎng)購票功能進入大眾視野，旅客可以通過12306網(wǎng)站進行車票購買；2011年下半年，部分地區(qū)車站已經(jīng)可以刷身份證進站乘車，這也代表火車票開始進入“無紙化”時代；2020年4月29日，全國內(nèi)地高鐵以及城際鐵路實現(xiàn)了電子客票的全覆蓋，同年6月20日，全國普速鐵路也對電子客票進行推廣實施。
從紙質(zhì)票到電子票，從人工售票到網(wǎng)絡售票，火車票從“有”到“無”的不斷變遷，記錄著我國鐵路發(fā)展的“中國速度”。在其中，我們不僅能看到科技進步帶來的火車速度的變化，更能看到鐵路服務品質(zhì)的逐步升級，看到鐵路人在建設交通強國道路上的奮斗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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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 2021年04月14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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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顯眼位置陳列著一輛車身變形、傷痕累累的轎車。這輛車的車牌號是川FA8512，與災難的日子巧合，地震將它傷得面目全非，但它并沒有被震垮，仍然可以開。地震后車主開著這輛車去修理廠，途中被網(wǎng)友拍下來傳到網(wǎng)上，引發(fā)熱烈關注。這輛車被稱為“史上最牛汽車”，它的堅強，正是災區(qū)群眾堅韌精神的生動寫照。
這輛車的原車主杜模明是地震重災區(qū)德陽漢旺縣人。地震發(fā)生時，這輛車所在的車棚完全倒塌，塌下來的墻磚、預制板以及車棚鐵皮，重重砸在它的身上，并將其完全掩埋。9天后，消防官兵用切割機將預制板和鐵皮車棚切開，才將它移了出來。
車體受損嚴重，車頂塌陷，擋風玻璃碎成網(wǎng)狀，右邊車門、車窗、車燈全部壞掉。然而，這輛車的發(fā)動機、變速箱、儀表盤、底盤、車內(nèi)線路、剎車系統(tǒng)甚至音響都還可以工作。杜模明驚喜萬分，將其開到修理廠去修理。
汽車艱難前行的圖片在網(wǎng)上傳開后，網(wǎng)友紛紛跟帖：“堅強、前進、不放棄就是英雄”“我們太需要鼓舞、太需要堅強的信念”……正如杜模明所說，這輛車映照的是“壓不倒，震不垮”的精神。
后來，該車的生產(chǎn)廠商為車主免費置換了一輛新車?！?·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建成后征集文物，公司就將這輛“史上最牛汽車”捐贈給紀念館永久展出，也將這種壓不倒、震不垮的堅韌精神呈現(xiàn)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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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 2021年04月13日?06版）
【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孟歆迪
“就是這了！”“內(nèi)飾又黃又舊，穹頂像塊破席子都快塌下來了?！钡@些卻掩飾不住老建筑獨具韻味的美。上海證券交易所第一任總經(jīng)理尉文淵第一次站在這座老建筑里時，就開始把它與想象中的證券交易所大廳進行比對。
如今的孔雀廳是中國證券博物館展廳。中國證券博物館提供
1990年12月19日，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在這里鳴鑼開市，掀開了中國資本市場發(fā)展新的歷史篇章。直至1997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遷至陸家嘴上海證券大廈，中國證券博物館則于2018年12月22日在此揭牌成立。
這棟已經(jīng)有一百多年歷史的老建筑，是上海市優(yōu)秀歷史保護建筑。它的前身“禮查飯店”是上海開埠后中國最早的西商飯店之一，1959年后更名為“浦江飯店”，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一直是亞洲最豪華的飯店之一。
這里最早使用煤氣、自來水，首批安裝電燈，最早放映電影、舉辦西方馬戲團演出……經(jīng)常成為中國最早接受國際新鮮事物的場所，承載和積淀了海派文化和上海情愫。
讓尉文淵“一見鐘情”的是原禮查飯店最具特色的主廳——孔雀廳。這里曾是上海灘最豪華的舞廳，也是最著名的社交場所之一，其建筑裝飾綜合了巴洛克式和維多利亞式風格。
孔雀廳廳內(nèi)四周建有12根高聳的漢白玉羅馬立柱，柱頭裝飾著繁復精巧的雕件，地板呈現(xiàn)著全柚木拼接出的精美圖案。二樓是12個典雅的半圓形包廂，包廂底部附著抽象的孔雀尾羽圖紋。當年的穹頂上鑲嵌著精心設計的彩色玻璃，陽光透過時在整個舞廳內(nèi)形成色彩斑斕的圖案，與大廳內(nèi)的其他建筑裝飾交相輝映、美輪美奐。
站在現(xiàn)在的孔雀廳中，我們還能看到上交所“第一代”和“第二代”交易席位的原始物件。在交易席位上，身穿紅馬甲的人物塑像坐在電腦旁，雙手放在鍵盤上，代表著證券公司的“駐場交易員”，仿佛正在場內(nèi)參與股票交易；大廳中央?yún)^(qū)域身穿黃馬甲的人物塑像則神情嚴肅，似乎在交流著什么，展示了當年交易大廳場內(nèi)管理員的工作狀態(tài)。
如今，為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實現(xiàn)國家金融戰(zhàn)略目標，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入駐上海金融交易廣場，與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中國證券登記結(jié)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共同打造著浦東陸家嘴金融貿(mào)易區(qū)的新布局。而這座充滿魅力的老建筑，卻悄然給時光與歷史按下定格鍵，讓后人得以追溯與回味。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30日?06版）
【文物背后的故事】?
這是深圳市檔案館收藏的一頁鄧小平同志的親筆題詞，筆力遒勁，力透紙背。
1980年，黨中央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置經(jīng)濟特區(qū)。經(jīng)濟特區(qū)人民敢闖敢干、開拓進取，發(fā)展勢頭十分強勁。
鄧小平同志于1984年為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題寫的題詞。深圳博物館供圖
但隨著外資不斷涌入，對經(jīng)濟特區(qū)建設的責難和非議也多了起來。重要時刻，鄧小平同志于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等經(jīng)濟特區(qū)和廣州、上海?？吹浇?jīng)濟特區(qū)發(fā)展取得的非凡成就，感受到人民群眾欣欣向榮的精神面貌，鄧小平同志鄭重題詞：“深圳的發(fā)展和經(jīng)驗證明，我們建立經(jīng)濟特區(qū)的政策是正確的?！边@是對經(jīng)濟特區(qū)工作的肯定，更飽含著對經(jīng)濟特區(qū)未來發(fā)展的殷殷期待。
40年來，經(jīng)濟特區(qū)干部群眾披荊斬棘、埋頭苦干，走過了國外一些國際化大都市花費上百年時間才走完的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深圳等經(jīng)濟特區(qū)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關于興辦經(jīng)濟特區(qū)的戰(zhàn)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經(jīng)濟特區(qū)不僅要繼續(xù)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得水平更高?！边@是對經(jīng)濟特區(qū)干部群眾的鼓舞，更深蘊著對經(jīng)濟特區(qū)建設的諄諄囑托。
一份期待書寫在經(jīng)濟特區(qū)的土地上，一聲囑托銘記在人民群眾心間。進入新時代，昂首新征程，經(jīng)濟特區(qū)勇?lián)姑?、銳意進取，必將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光明日報記者底亞星、嚴圣禾整理）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26日?05版）
【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常河
一張紙，因為有了18個鮮紅的手印，變得沉重而悲壯。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yǎng)活到十八歲?！?/p>
這份“紅手印”永久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里，編號GB54563，國家一級文物。資料圖片
如今，這份“生死契約”永久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里，編號GB54563，國家一級文物。
1978年12月的一個寒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村民嚴立華家搖搖欲墜的茅草房里，一盞油燈照亮18個莊稼漢略顯亢奮的臉膛?！按蠹襾淼轿壹?，有的坐在草墊子上，有的蹲在地上，屋子中間有一張小矮桌，連茶杯都沒有?！眹懒⑷A回憶說。
生產(chǎn)隊副隊長嚴宏昌開門見山地說：“大家都說說，有什么辦法能讓我們填飽肚子？”
社員們立即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有的說：“50年代初，土地歸各家各戶，生產(chǎn)干得熱火朝天，什么矛盾也沒有?！庇械恼f：“小崗都窮到梢了，不分到戶不行的！”
“絕密會議”開了三個小時后，嚴宏昌在一張皺巴巴的紙上寫下上述內(nèi)容，18位農(nóng)民以中國最傳統(tǒng)的方式按下了鮮紅手印。
“我們當時就是想活命，作為農(nóng)民，只能向土地討生活?！眹篮瓴f，“當時生產(chǎn)隊餓死了60多個人，餓絕了6戶。”當時的小崗村，是“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chǎn)靠貸款”的“三靠村”，經(jīng)常鬧災荒，農(nóng)民大多外出乞討。
由于煤油燈光十分昏暗，加之當時氣氛緊張，這份具有歷史意義的“生死契約”寫得歪歪扭扭，句子既不連貫，也沒有標點符號，而且還有很多錯別字。18位農(nóng)民萬萬沒有想到他們被饑餓逼迫而立下的這份“生死契約”，竟成了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
會議一結(jié)束，小崗村民連夜分牲畜、農(nóng)具，丈量土地。18枚紅手印催生了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作為中國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的一種生產(chǎn)經(jīng)營方式，不僅直接調(diào)動了廣大農(nóng)民的積極性，又一次解放了生產(chǎn)力，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寫下了輝煌的第一樂章。
“大包干”第一年，小崗村糧食總產(chǎn)量13.3萬斤，相當于1955年到1970年糧食產(chǎn)量的總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20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就此結(jié)束。
他們無意走進歷史，卻在歷史舞臺上扮演了一回重要角色。
摁下了“大包干”的紅手印，定格了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起點，喚醒了沉睡的大地。小崗村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國。“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小崗人闖出了一片新天地。
2018年，黨中央、國務院授予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23日?06版）
【文物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禹愛華 龍軍
“諶所長：昨天我組的羅孝和同志從海南回院，說我院在海南工作人員還缺乏一些生活物資，主要是油、豆類，現(xiàn)特派我組張健、郭桂生二同志前來貴場請求支援，請你大力協(xié)助解決為盼！”
袁隆平手寫“求助信”?光明圖片
位于湖南省長沙市瀏陽河東岸的隆平水稻博物館里，收藏著一封珍貴的信件。這是袁隆平寫于1975年1月31日的一封“求助信”，收信人諶海豐，是袁隆平在湖南安江農(nóng)校時教過的學生。
作為雜交水稻研究創(chuàng)始人，袁隆平從1964年便開始研究雜交水稻。為了加快雜交水稻研究速度，湖南省農(nóng)業(yè)科學院成立雜交制種技術攻關研究小組，并提出了“夏長沙、秋南寧、冬海南”的計劃，想利用海南氣候溫和的自然條件，加快繁殖育種的過程，縮短培育周期。自那以后，研究小組不顧車馬勞頓，每年都要踏上往返海南的路途。
海南的育種實驗田遠離城鎮(zhèn)，生活物資非常缺乏。每次從湖南去海南，小組成員都會從家里多帶一些臘肉、臘香腸。羅孝和是管伙食的會計，從老家?guī)サ呐D肉等食物，都由他小心翼翼地保管著。海南的氣溫高，臘肉到海南之后每天都會滴油，肉的重量就減輕了。眼看著臘肉“日漸消瘦”，他著急地向袁隆平報告：“袁老師，今天又減少了二兩！”
進入1975年，正是育種緊要關頭，研究小組在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困難，食用油等物資即將斷檔，廚房馬上就要揭不開鍋了。正當大家焦頭爛額時，袁隆平想到了在湖南安江農(nóng)校教過的學生諶海豐，并給他發(fā)出了“求助信”。
時任湖南省常德津市涔澹農(nóng)場農(nóng)科所所長的諶海豐收到信后，立刻上報給農(nóng)場黨委。涔澹農(nóng)場黨委經(jīng)過開會研究后，迅速調(diào)撥了油、豆類等物資，還殺了兩頭豬腌成臘肉交給兩位同志帶走。
2019年9月，隆平水稻博物館建成開館。2020年1月8日，諶海豐的女兒諶建云遵照父親遺愿，將這封珍貴的“求助信”無償捐贈給了博物館。2020年7月，“求助信”被文物部門和專家鑒定為一級文物。隆平水稻博物館館長張瓔說：“這封信雖然簡短，卻有力證明了雜交水稻科研之路的艱辛與不易，充分體現(xiàn)了雜交水稻科研團隊矢志不渝、攻堅克難的科學精神?！?/p>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22日?05版）
在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一個陽刻有“攀枝花”三個字的條形鐵塊和一個公章模樣的立式鐵塊，陳列在館內(nèi)顯眼位置。它們來自攀鋼的第一爐鐵，無聲訴說著當年激動人心的出鐵故事。
圖為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收藏的刻有“攀枝花”字樣的鐵塊。資料圖片
1969年12月4日，渡口市（渡口市1987年更名為攀枝花市）革委會根據(jù)周總理以大局為重，以三線建設為重，全力以赴，保證1970年“七一”前渡口出鐵的指示精神，在弄弄坪組織冶金、建工、交通、林業(yè)、電力、鐵道兵、解放軍等單位共3萬多人的隊伍，打破行業(yè)、專業(yè)、生產(chǎn)、基建等界限，由十九冶統(tǒng)一安排施工計劃，集中力量打殲滅戰(zhàn)，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弄弄坪大會戰(zhàn)。經(jīng)過一番緊張的戰(zhàn)斗，攀鋼于1970年6月21日開始烘爐，6月23日裝料，28日點火送風，29日煉出第一爐鐵水。此為攀枝花建設史上有名的“七一”出鐵故事。
1970年，渡口市革委會把當時擔任渡口歌舞團副團長的樂華僑調(diào)到政工組?！捌咭弧背鲨F當天，市革委要求設計制作一批紀念鐵，由樂華僑指導制作。最初設計制作的一批紀念鐵為橫式，上面印有“攀枝花”字樣，經(jīng)市革委領導審查后就開始發(fā)放，樂華僑本人收藏了一塊作為紀念。發(fā)放出去之后，大家發(fā)現(xiàn)這個橫式的不好保管，太大又比較重，市革委就要求做一批像公章一樣立式的，方便保管。后來，橫式的紀念鐵發(fā)放給縣團級領導干部作紀念，立式的紀念鐵發(fā)放給地市級領導干部作紀念。
2003年，當時正在籌建攀枝花開發(fā)建設紀念館，樂華僑就把他收藏的紀念鐵捐贈給了紀念館。2020年6月10日，經(jīng)專家評估定級，認定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館藏文物1970年攀鋼“七一”出鐵紀念鐵為國家一級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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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兩塊寶貴的紀念鐵，成了攀枝花中國三線建設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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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18日?05版）
光明日報記者 劉勇 光明日報通訊員 李青坡
在撫順市雷鋒紀念館的全景展臺內(nèi)，身著藍色工裝的“雷鋒”正站在一輛巨大的黃色推土機上整裝待發(fā)，將人們的思緒帶回到那段熱火朝天的歲月。
1958年11月，雷鋒為參與新中國工業(yè)建設，毅然報名來到鞍山鋼鐵公司，被分配到鞍鋼化工總廠洗煤車間成為一名推土機手。當時，車間內(nèi)共有大、小兩種型號的推土機，車間領導考慮到雷鋒身材矮小，決定讓他開小車。可是，雷鋒卻說：“開小車干活慢，我有十分力絕不使九分，這點兒困難我能克服?！庇谑?，雷鋒就駕駛了這臺斯大林80號重型推土機。憑借著吃苦耐勞，善于動腦的工作態(tài)度，很快便扭轉(zhuǎn)了同志們對他的印象。
組合場景《愛崗敬業(yè)的推土機》
在作業(yè)中，雷鋒駕駛著推土機每天同煤打交道，常常弄得滿身油污?？衫卒h卻依舊搶著檢查加固零件，從不怕臟怕累。在操作時，由于個子小，坐在駕駛室內(nèi)看不見前面的推土鏟，站著開車又直不起腰，所以大部分時間里雷鋒只能貓著腰工作。一天下來，腰酸背疼，汗流浹背，但雷鋒的臉上始終洋溢著陽光的笑容，從未喊過一聲苦，叫過一聲累。
能夠熟練駕駛推土機以后，雷鋒發(fā)現(xiàn)，每當推土機出現(xiàn)故障時，找維修工人修理很耽誤時間，車間生產(chǎn)因此受到影響。于是，他利用業(yè)余時間向修理工人學習維修技術，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掌握了推土機的性能和一般故障的排除方法。這樣，既節(jié)省了維修費用，又保證了生產(chǎn)效率。雷鋒的這一行動在車間里產(chǎn)生了強烈反響，他的經(jīng)驗很快被推廣起來。車間里的很多工人都成了既能操作又能維修的多面手。
1960年，雷鋒參軍入伍。在鞍鋼工作的一年零兩個月時間里，雷鋒與他使用的推土機一同，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屢獲殊榮。1973年3月，為了銘記雷鋒事跡，弘揚雷鋒精神，中共鞍山市委授予這臺推土機“雷鋒號”榮譽稱號?！袄卒h號”也自此成為鞍鋼人心中的“傳家寶”，激勵著一批又一批的職工，投身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中。1995年3月，為了更好地弘揚雷鋒精神，鞍鋼決定將“雷鋒號”無償捐贈給撫順市雷鋒紀念館。
《光明日報》（ 2021年03月02日?05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馬榮瑞
在安徽蚌埠的淮河水利委員會治淮陳列館里，懸掛著一面紫絨金絲繡錦旗，錦旗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幾個金燦燦的大字，筆力遒健，氣勢如虹。
治淮陳列館講解員江博君介紹，這面錦旗并非歷史原物，而是聘請?zhí)K州工藝巧匠制作的復制品。這面“復制”的治淮文物不僅勾連起70年前那段如火如荼的治淮歷史，也見證了新中國治淮思路與治淮機構的不斷沿革。
這面錦旗深情講述著新中國治淮人的時代風采。圖片由淮河水利委員會提供
1951年，由邵力子任“代理團長”的中央治淮視察團一行32人代表毛澤東主席視察治淮工程。臨行前，毛澤東親自會見了邵力子，并囑托他將繡有自己親筆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4面錦旗，分別贈予治淮委員會以及河南、安徽、江蘇3省的治淮機構。
早在1950年3月，淮河水利工程總局在南京成立，隨著政務院做出《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工程總局奉命遷往安徽蚌埠，隨后，國家治淮委員會成立，蚌埠正式成為治淮“中樞”。
因此，1951年5月3日，中央治淮視察團第一站就來到安徽蚌埠，邵力子親手將兩面錦旗，分別授予治淮委員會和皖北治淮指揮部。
為配合毛澤東題詞，《人民日報》刊發(fā)了中央治淮視察團《告淮河流域同胞書》，“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題詞迅速傳遍了沿淮工地。據(jù)統(tǒng)計，從1950年冬到1951年春，河南、安徽、江蘇三省上堤民工達220萬人，各地參與治淮的水利專家、工程師、大專院校學生超過13000人，淮委在水陸運輸線上組織起龐大的運輸隊伍，將20多億斤的治淮物資從全國各地源源不斷送上工地。
隨著新中國治淮工作不斷深入，黨中央的治淮思路與治淮機構也在不斷調(diào)整。1958年7月，治淮委員會撤銷，此后13年間，治淮工作由流域內(nèi)蘇、魯、豫、皖四省分別負責，而那面錦旗也在人員與機構不斷整合中不慎遺失。
1971年，為加強治淮工程規(guī)劃，特別是實施省際大型骨干工程，經(jīng)國務院批準，治淮規(guī)劃小組辦公室（淮辦）在蚌埠辦公，此后，治淮委員會又在蚌埠恢復重建。1975年，為慶祝新中國治淮25周年，淮辦聘請?zhí)K州工藝巧匠復制了那面承載著激情歲月的治淮錦旗。
2010年10月18日，為紀念新中國治淮60周年，治淮陳列館正式開館，這面錦旗向來訪者深情講述新中國治淮人生生不息、開拓進取的時代風采。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23日?06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衛(wèi)祖國，就是保家鄉(xiāng)……”
在遼寧省丹東市的抗美援朝紀念館內(nèi)，一張泛黃的稿紙引人注目，紙上蒼勁有力的音符默默述說著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那是音樂家周巍峙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戰(zhàn)歌》譜曲的手稿。這首曾激勵中國人民志愿軍將士英勇殺敵，唱響半個多世紀的戰(zhàn)歌，又一次將我們帶回到硝煙彌漫的崢嶸歲月。
1950年周巍峙為《志愿軍戰(zhàn)歌》譜曲的手稿?？姑涝o念館提供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炮兵一師奉命第一批入朝作戰(zhàn)。在志愿軍入朝前夕的動員大會上，時任炮兵第1師26團5連指導員的麻扶搖被戰(zhàn)士們高漲的熱情感染，隨即寫下一首出征詩，在隨后的營、連舉行的誓師大會宣讀，并將出征詩抄寫在軍中的黑板報上。此后，這首詩便在志愿軍部隊迅速流傳開來。
新華社記者陳伯堅在戰(zhàn)地通訊《記中國人民志愿軍部隊幾位戰(zhàn)士的談話》一文中，引用了這首詩。1950年11月26日，該通訊在《人民日報》頭版發(fā)表。周巍峙讀到了這首詩，被詩的豪邁氣概和志愿軍戰(zhàn)士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所感動，產(chǎn)生了強烈的創(chuàng)作沖動。僅僅半個小時，他就一鼓作氣譜出了曲。
歌詞雖短，但周巍峙在創(chuàng)作時卻進行了仔細的構思與推敲。為了展現(xiàn)出志愿軍將士們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他在“雄赳赳，氣昂昂”與“保和平，衛(wèi)祖國”四個小節(jié)上都沒有用附點，進而表現(xiàn)出志愿軍快速行軍，趕赴前線的特點與昂揚向上、剛強堅毅的革命精神。后面兩句“跨過鴨綠江”和“就是保家鄉(xiāng)”在音調(diào)上有所展開，以顯示中國人民團結(jié)一致的強大力量。最后“抗美援朝鮮，打敗美帝野心狼”用堅定的節(jié)奏唱出，在強有力的高音上結(jié)束全曲，更顯示了中國人民志愿軍誓死挫敗頑敵的堅決意志和必勝信心。
作品發(fā)表后不久，周巍峙接受時任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主席呂驥的建議，將“抗美援朝鮮”改為“抗美援朝”，用頓音唱出，顯得更加堅定有力。1951年4月10日，《人民日報》以《中國人民志愿軍戰(zhàn)歌》為名，再次發(fā)表了這首歌曲。后經(jīng)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批準，此歌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戰(zhàn)歌》。由此，“雄赳赳，氣昂昂”的歌聲在神州大地唱響。
（光明日報記者劉勇?光明日報通訊員李青坡整理）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22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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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王曉櫻
今年元旦正式開放的解放海南登陸紀念館內(nèi)，展示著一臺軍綠色的汽車發(fā)動機，濃重的機油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駁的印記。紀念館解說員說，這是從當年解放海南島渡海戰(zhàn)役中使用的機帆船上卸下來的汽車發(fā)動機復制品，原件收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展廳里。
解放海南島戰(zhàn)役中，改裝在木帆船上的汽車發(fā)動機（復制品）。光明日報記者?王曉櫻攝/光明圖片
解放海南島戰(zhàn)役中，征集足夠的船只，是取得渡海登陸作戰(zhàn)勝利的關鍵。沒有足夠的船只，不僅無法渡海，也不能進行海練。國民黨為防止我軍渡海，在往海南島撤逃時，將雷州半島能渡海的船大部劫走或燒毀，籌集船只成了當時最緊迫最艱巨的任務。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努力，共征集到了木船兩千多只。
為了對付國民黨的軍艦，解放軍把近一百艘木帆船改裝成機帆船，把機帆船用作護航炮艇隊。第40軍在總結(jié)海南島登陸作戰(zhàn)時，指出“為確保指揮、交通和加強護航火力，發(fā)動群眾大搞技術革新，用汽車發(fā)動機和柴油發(fā)動機改裝成70余只機帆船，在渡海作戰(zhàn)中起了很大作用”。
原北京軍區(qū)政委，解放海南島戰(zhàn)役時任第四十軍一一八師政治部主任劉振華，2010年4月27日在紀念海南解放60周年報告會上說，為什么要搞機帆船呢？木船加上發(fā)動機，那不快嘛？沒有風也可以跑。機帆船分三種用法：一個是通訊，在海上和各個部隊運動聯(lián)絡；一個是各級指揮船；還有一個就是改裝成土炮艇。木帆船它是個運輸工具，它不是個戰(zhàn)斗工具，加上炮它就是個武器船，是個戰(zhàn)艦。劉振華回憶，當時專門搞了一個造船廠，組織一批技術人員，把繳獲國民黨軍的六輪大卡車的發(fā)動機拆下來安到船上。劉振華說，除此之外，當時解放軍還改裝了一種土炮艇，土炮艇裝的炮主要是五七戰(zhàn)防炮、五七高射炮，都是直射火炮，可以直接打兵艦。正是有了這些船，才打得敵艦掉頭逃跑，擊傷敵艦隊司令王恩華，創(chuàng)造了中外戰(zhàn)爭史上木船打敗軍艦的海戰(zhàn)奇跡。
“解放戰(zhàn)爭中，戰(zhàn)士們從北到南，一路上繳獲了不少國民黨部隊的武器裝備。其中就有當年美國的吉姆西汽車和道奇汽車公司生產(chǎn)的T234卡車。目前收藏在軍事博物館中的這臺發(fā)動機，是戰(zhàn)爭勝利后在海南島發(fā)現(xiàn)的。研究人員推斷，它應該就是道奇汽車公司生產(chǎn)的，很有可能是從T234中型卡車上卸下來的。”海南省博物館工作人員賈世杰說。
一臺小小的汽車發(fā)動機猶如一個縮影，既折射出人民軍隊的無窮智慧，更展示出了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解放軍戰(zhàn)士攻堅克難、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寶貴精神。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22日?05版）
光明日報記者 李韻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門廣場禮炮轟鳴，慶祝一個偉大的民族從此站立起來。
70多年后的今天，走進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廳，禮炮作為開國大典的重要見證物，向觀眾默默講述著那段歷史。
開國大典上使用過的禮炮。國家博物館供圖
1949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在開國大典上鳴放禮炮，但當時并沒有專用禮炮。8月中旬，華北軍區(qū)特種兵司令員高存信傳達聶榮臻司令員的指示，決定從張家口等地調(diào)來老式山炮，來源主要是繳獲日軍的戰(zhàn)利品及山西兵工廠仿日本山炮制造的三六式山炮。同時，從各炮兵部隊選調(diào)軍政素質(zhì)好的排、連、營干部和戰(zhàn)斗英雄，組建禮炮團。
籌備過程中，為了確保萬無一失，禮炮團將108門禮炮分為兩組，54門參加典禮，另外54門備用，并對每一門炮和每一發(fā)炮彈都進行了嚴格檢查和擦拭，對底火部位檢查更加細致。禮炮炮彈是專門制造的，沒有彈頭，由木屑壓制的圓柱體堵住藥筒，鳴放時后坐力較小。
為了完成在開國大典上鳴放禮炮的光榮任務，華北特種兵司令部遵照中央軍委指示，從各炮兵單位抽調(diào)了優(yōu)秀的指戰(zhàn)員和一百余門火炮，集中至北京先農(nóng)壇進行專門訓練。
經(jīng)過計算，開國大典時，從毛主席按動電鈕升國旗到升旗完畢，共計2分5秒，所以28響禮炮必須在2分5秒內(nèi)放完。也就是每門炮要在每4秒半齊放一次，因此每個炮位三名炮手要在3秒鐘內(nèi)完成退彈殼、取炮彈、裝填和發(fā)射四個動作。為了練好這四個動作，在北京三個最炎熱的月份，上百名炮手頭頂烈日，膝跪黃土，緊張操練。四個看似簡單的動作每天重復上萬次，單是跪地和后腳支撐的動作就把馬靴給磨穿了，炮手的手指被炮閂等夾傷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沒有人有過半句怨言。
開國大典當天，禮炮被整齊地安放在東三座門內(nèi)（即現(xiàn)在公安部和中國國家博物館之間的位置），炮口面對墻體。下午3時，開國大典儀式正式舉行，54門禮炮齊鳴。
開國大典為什么要選擇54門禮炮鳴28響呢？據(jù)原禮炮隊負責人回憶：“毛主席說28響代表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奮斗了28年?！倍鴽Q定用54門禮炮的原因一度眾說紛紜，但較為普遍的觀點是它代表著當時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54個單位（45個單位加9個方面的特邀人士），以此象征中國人民空前大團結(jié)。
開國大典后，這批禮炮又被多次使用，后經(jīng)7312廠改造，存于北京某炮庫。1987年，中國革命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為籌備“近代中國”陳列，多方聯(lián)系相關部隊和單位，終于在1988年9月將其征集入館。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19日?06版）
浙江嘉興，沈鈞儒紀念館內(nèi)陳列著一面小國旗，它曾經(jīng)一直擺放在沈鈞儒的書桌上，是他珍貴的物件。
南湖革命紀念館供圖
這面小國旗由一塊縱21.5厘米、橫13.5厘米的長方形紅色棉布制成，右上角用黃色布頭縫制成新中國國旗的圖案，因為年代久遠，可以看到小國旗上有點點斑駁，以及幾處細小的蛀洞。
人民解放戰(zhàn)爭進入最后的戰(zhàn)略決戰(zhàn)后，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來到解放區(qū)。沈鈞儒作為首批北上的代表，積極投身新中國的籌建工作。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沈鈞儒作為民盟代表在會上發(fā)言，并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副主任。沈鈞儒其實并未直接參與國旗、國徽等擬定工作，但他將此事一直記掛在心上。為此，在1949年7月初，沈鈞儒特地將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辭譜啟事（草案）》，從北平寄到上海，請當時從事美術工作的三兒子沈叔羊提一些意見。
國旗的方案最終確定為“復字第32號”五星紅旗圖案，沈鈞儒非常喜歡這個象征著團結(jié)的圖案，回家后便請家人幫他制作了這面小國旗，并一直懸掛在自己書桌案頭的小旗桿上。據(jù)了解，這面小國旗在沈鈞儒的案頭懸掛了15年，直到他逝世后才被取下。
（光明日報記者李睿宸采訪整理）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19日?05版）
獄中繡紅旗
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研究員 馬奇柯
在重慶歌樂山腳下“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舊址——白公館看守所平二室至今仍陳列著一面獄中革命者用繡花被面制作的“五星紅旗”（右圖），記錄了獄中革命者的愛國之情。
資料圖片
1949年10月7日，關押在白公館平二室的羅廣斌放風時從難友黃顯聲將軍那里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當他把這個消息轉(zhuǎn)告給同室的難友后，大家興奮不已、熱淚盈眶，互相緊緊擁抱，激動地耳語歡呼：“新中國成立啦！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此時的他們是多么高興??！因為他們浴血奮斗的目標就是建立新中國。而今，夢想已經(jīng)變成現(xiàn)實。
夜已深了，革命者們都為新中國的成立激動得不能入睡。他們圍坐在一起，議論著國徽、國旗的形狀和式樣。眼見這熱烈的情景，羅廣斌動情地對大家說：“同志們，同志們！我們也應該做一面五星紅旗，我們要爭取打著這面紅旗沖出牢門去！”
羅廣斌的提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他把自己被捕入獄帶進來的紅色繡花被面拿出來，把繡花拆掉。然后，用黃色的草紙做成五角星?？墒?，大家都不知道五顆星應貼在哪里、按照什么圖形擺放。討論了很久，最后決定把大的五角星貼在中間，四個小五角星貼在其周圍成一個圈，象征全國人民緊緊團結(jié)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周圍。
紅旗做好后，大家高興地吟誦道：“瞧呀，這是我們的旗幟！鮮明的旗幟，猩紅的旗幟，我們用血換來的旗幟！”隨后把牢房墻角邊的地板撬起一小塊，將紅旗疊起來，小心翼翼地藏進地板下，準備等到重慶解放那天，高舉著紅旗沖出去。
后來，參加制作紅旗的陳然、劉國鋕、王樸、丁地平在大屠殺中犧牲，只有羅廣斌和毛曉初等僥幸脫險。重慶解放后，羅廣斌再次回到白公館平二室牢房，找到了藏在地板下的紅旗。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18日?06版）
光明日報記者 耿建擴 光明日報通訊員 李艷輝
今年88歲的路福貴老人保存著一張珍貴的《冀東日報》——出版于1949年5月21日的中共冀東區(qū)黨委機關報（總1068期）。報紙只有兩版，不僅在頭版刊載了《上海前線我軍進入浦東區(qū)殲敵萬余》等消息，還在二版公布了冀東南下干部總隊新招收的177名隊員名單，路福貴的名字赫然在列。
冀東日報路福貴供圖
“這是一份極為珍貴的史料。它見證了新中國成立前夕‘百萬雄師下江南，沖鋒陷陣追殲窮寇’和‘數(shù)十萬干部緊隨其后，全面接管，建立政權’的那段歷史?！贝┰綍r空72年，每當路福貴撫摸起這張塑封的報紙，自己參加冀東解放區(qū)南下干部工作團的記憶便浮上心頭。
路福貴出生于唐山市豐潤區(qū)。1949年5月，當獲知祖國號召干部南下，要為共和國大廈清基打夯的消息時，他剛剛16歲，就讀于省立唐山中學（現(xiàn)唐山市第一中學）高一年級。為了奉獻自己的力量，路福貴幾乎是第一個報名南下的學生，在他的帶動下，同班同學果蔭常、董吉臣、齊樹光也踴躍報名。
后來，路福貴得知，當年根據(jù)中央指示，冀東區(qū)黨委共抽調(diào)3410人，組成了冀東南下干部總隊（后分赴湖南和廣西）。
從唐山到湖南邵陽，路福貴所在的南下干部隊伍累計行程2500余公里，歷時135天。一路上，解放軍在前沖鋒陷陣，南下干部緊跟其后。其間，天上有敵機騷擾，地下有散兵匪特橫行。加之當?shù)乜諝獬睗?、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南下干部們備嘗艱辛。相比南下途中的惡劣條件，南下干部在充滿戰(zhàn)火硝煙的地方接管建政、剿匪安民、征糧支前、減租反霸等工作更為艱辛。
路福貴至今清楚地記得，他的好友崔葆成（河北豐潤人）南下后在隆回縣一區(qū)擔任支前干事。為了完成征糧任務,他自告奮勇深入匪首盤踞的灘頭鄉(xiāng)開展征糧工作，于1949年10月24日被匪徒殺害；好友閻振遠（河北灤縣人）南下在武岡縣二區(qū)政府，他率隊深入寥清鄉(xiāng)剿匪征糧時被100多名匪徒包圍，為掩護群眾，他身中20余刀，肢體破碎，胃里流出來的都是紅薯芥菜，沒有一粒米飯……當年，反動地主組織“黑殺隊”多次開會密謀:“懸賞光洋100元，要小北方佬路福貴的人頭?！本驮跀橙吮﹦忧耙梗舷赂刹拷尤罕娂皶r舉報，迅速采取行動，端了“黑殺隊”的老窩，路福貴才幸免于難。
經(jīng)過艱苦斗爭，全區(qū)新老干部犧牲40余位，邵陽地區(qū)在一年多的時間內(nèi)，殲滅了反動土匪武裝三萬余人，繳獲各種槍支12000余支，迫擊炮26門，從根本上肅清了匪患，建立了人民政權。
路福貴說，這張72年前的《冀東日報》在1976年前一直由父親珍藏，經(jīng)歷了十年動亂和唐山大地震依然保存完好。傳到自己手里后，成為路家最珍貴的傳家寶。
歷史的煙云冉冉遠去，報紙已成為“聽黨的話，將革命進行到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一個載體，激勵著更多的人奮勇向前，為國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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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18日?05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劉已粲?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痹诙山瓌倮o念館館藏文物中，有一封珍貴的家書。七頁信箋紙上，滿是墨水書寫出的娟秀字跡，落款名為陶迅。
陶迅，原名李鼎香，“陶”是他深愛的病故母親的姓氏，“迅”則取自他最崇拜的作家魯迅。渡江戰(zhàn)役時，陶迅任第三野戰(zhàn)軍第24軍《火線報》戰(zhàn)地記者。
1949年4月17日，渡江戰(zhàn)役發(fā)起前夕，陶迅接到家中來信，花了2天時間寫下了這封給父親的3000多字長信。
陶迅烈士家書。渡江勝利紀念館提供
在這封信中，陶迅述說了共產(chǎn)黨人的初心：“我黨是有史以來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一個政黨，是最公正無私的。他的革命目的是為了世界上人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做。參加共產(chǎn)黨都是最優(yōu)秀的人，至少他要打算不顧私人利益為大眾服務。我過去在家中有飯吃、有書讀，為什么要參加革命自找危險、自找辛苦呢？就是因為我當時已看出了共產(chǎn)黨是人類最合理的一種黨派。我是讀書明理的人，如果共產(chǎn)黨不好，我也不會冒了許多危險、吃了多少辛苦，參加革命事業(yè)?！?/p>
談到革命部隊時，他這樣寫道：“共產(chǎn)黨在二十多年以前，還只有幾十人，在日本鬼子投降以后，還只有幾十萬人，沒有飛機，沒有大炮，國民黨有飛機、有大炮，有強大的、富有的美國幫助。為什么他還打不過我們呢？為什么他還被我們消滅了300多萬部隊呢？這不是偶然的，這不是共產(chǎn)黨有天兵神將，僅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共產(chǎn)黨為人民辦事，受到人民的擁護。父親，您現(xiàn)在已有兩個兒子參加了這種真正為人民服務的翻天覆地的偉大革命事業(yè)，這不值得您引以為慰嗎？”
在信中，他還提到解放軍的優(yōu)良作風：“共產(chǎn)黨部隊的士兵打起仗來像老虎，對待老百姓卻像是兒女見了父母。我們部隊駐到一個地方，士兵幫助老百姓耕田、挑水、擔糞，那是最普遍的事情，至于打罵老百姓則絕對不允許。”
不幸的是，信件寄出三天后的深夜，陶迅乘一條渡船隨部隊第二梯隊從北岸過長江，當船在江南安徽銅陵附近渡口靠岸時，敵人埋下的地雷被不慎踩響，多名同志被炸傷，傷勢最重的陶迅腹內(nèi)大出血。
22日拂曉，陶迅的入黨介紹人李干趕來看望。躺在擔架上的陶迅奄奄一息，用盡全力撕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胸章遞給李干，“給你留個紀念吧！”
疼痛毫不留情地折磨著他，大滴大滴的汗珠從陶迅的額頭滾落。他一面咬牙強忍著，一面還不忘自己的責任和使命。他用顫抖的聲音斷斷續(xù)續(xù)地問李干：“我能不能算完成任務？”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終于松了一口氣。
“把我的一切交給黨?！痹谏淖詈髸r刻，陶迅向李干囑咐，“我口袋里的錢，作為最后一次黨費?！?/p>
當天上午11時45分，大量鮮血從陶迅的口腔和鼻腔中猛烈地噴出，不久，這位24歲的英雄壯烈犧牲。
三年沒見兒子，陶迅的父親李吉階接到家書喜不自禁，可隨之而來的，是噩耗，喜悅未盡，悲從天降。
在家書的結(jié)尾，道盡家國情懷，陶迅不忘寬慰父親：“寫了許多，唯一的目的只是希望父親看開一點、心身愉快一點，不要為兒女們過分掛念，以后在新社會里，兒女們更不會墮落了……”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10日?06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香山雙清別墅是毛澤東同志在香山時期的辦公居住地，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非常牽掛這里，多次指示“應該恢復毛主席住過的雙清別墅”，并深情地說：“要記住這個地方?！?/p>
據(jù)記載，當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萬里派人把雙清別墅修復的照片送來時，已在病榻上的周總理一張一張認真地審閱照片，一邊看一邊說：“修復得不錯，應及早把毛主席當年使用過的東西陳列上，讓群眾參觀。”
秋日的香山雙清別墅全貌?北京市香山公園管理處提供
正是在周總理的關心下，雙清別墅得以重新修繕和布展，對公眾開放。
2019年，香山公園進一步開放了中共中央在香山時期的八處辦公居住地，呈現(xiàn)出一個完整的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紀念地舊址的原貌。此次八處革命舊址的修繕工作，歷時9個半月，修繕建筑達3600平方米（含雙清別墅），修繕院落達18000余平方米。
北京香山革命紀念地舊址修繕和布展的原則是，尊重史實、修舊如舊，原貌恢復、原狀陳列，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在修復的過程中，最大的難度就是缺少建筑的詳細圖紙，老工匠、專家和工作人員們在動工前半年就開始搜集資料，查閱了大量的歷史照片，收集1949年香山老照片100余幅，再加上曾經(jīng)收集過的史籍檔案，并邀請當年的工作人員或領導人后代回憶當年情況，從字里行間找尋建筑的樣式和格局。
從每一張老照片中挖掘窗戶的形狀、大門的朝向等細節(jié)，從訪談的內(nèi)容中核對每一點蛛絲馬跡，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實地踏勘、集中討論，才最終完成歷史原貌的恢復。
2019年4月，展覽展陳布置工作正式開始。在83個單元、1處主題展覽、9495件展品的展覽展陳中，大到辦公桌、沙發(fā)、吉普車，小到一根鉛筆、一盒火柴等，每一件都經(jīng)過反復斟酌、比對。
比如，毛主席臥室床頭的銅臺燈，是紅色攝影師侯波、徐肖冰夫婦將家中銅臺燈捐贈出來的。據(jù)他們回憶，毛主席當時使用的銅臺燈與他們家中現(xiàn)存的一模一樣。還有的展品是專門定做的，比如鉛筆、橡皮、火柴盒等，都是根據(jù)史料進行考證，對鉛筆、橡皮的品牌，火柴盒上印制的文字等內(nèi)容進行反復論證后復制的。
還有一定數(shù)量的展品，購置的是1949年同時期的物品，比如，為征集到毛主席在西苑機場閱兵時乘坐的同款吉普車，專家們遠赴云南瑞麗從一位收藏家手中購得此車，并對照歷史照片對車輛進行細致的改裝、噴繪，最終呈現(xiàn)出這件展品。
（光明日報記者?董城?光明日報通訊員?緒銀平采訪整理）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10日?05版）
在天津博物館，有一封寫在“東北野戰(zhàn)軍司令部用箋”上的特殊信件。這是1949年1月，東北野戰(zhàn)軍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羅榮桓寫給天津國民黨守軍指揮官陳長捷、林偉儔和劉云瀚的信。在信中，林羅二人希望他們效仿長春鄭洞國將軍，命令天津守軍放下武器，并派代表與我軍商談天津和平解放事宜。
世人皆知，在平津戰(zhàn)役中，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天津是武裝解放的。但在天津解放前夕，我軍也曾為和平解放天津作出過巨大努力。1949年1月上旬，我軍在完成對天津的戰(zhàn)役包圍后，為使這座大城市免遭戰(zhàn)火破壞，以利恢復生產(chǎn)，林彪、羅榮桓向陳長捷等寫信，以期天津和平解放。
由于陳長捷等人的拖延，致使天津和談的大門被關閉。1月14日，平津前線司令部下達立即攻取天津的命令。戰(zhàn)斗開始后，人民解放軍步兵、炮兵、工兵、裝甲兵等諸兵種協(xié)同作戰(zhàn)，僅用29小時就攻克了天津，陳長捷、林偉儔、劉云瀚等人悉數(shù)被俘。天津的武裝解放，給傅作義造成了極大壓力，他最終下定決心同我軍簽訂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協(xié)議，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軍事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李果供稿）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9日?06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遼寧錦州西北約18公里處，有一座名叫牤牛屯的小村莊。村西有一個內(nèi)有5間平房的四合院，它曾是遼沈戰(zhàn)役的指揮中樞——東北野戰(zhàn)軍錦州前線指揮所。
1948年9月12日，遼沈戰(zhàn)役開始。9月30日，為便于指揮錦州前線作戰(zhàn)，東北野戰(zhàn)軍指揮機關由雙城出發(fā)開赴錦州前線。在機動過程中，毛澤東主席曾來電詢問指揮所的位置，要求東北野戰(zhàn)軍指揮所迅速靠近錦州前線，部署攻克錦州。10月5日，野戰(zhàn)軍機關進駐牤牛屯，并選定該村一座四合院作為前線指揮所。東北野戰(zhàn)軍機關到達牤牛屯后，立即向中央報告了指揮所的位置。次日，毛主席回電：你們到錦州附近指揮甚好，但你們不應距城太近，應在距城較遠之處，以電話能聯(lián)絡攻城兵團即妥，務求保障安全。前線指揮所進駐牤牛屯，符合毛主席“不遠又不近”的部署要求：此村在錦州西北，避開了進攻錦州的主火力區(qū)正北方向，既便于指揮作戰(zhàn)，又能確保安全，并且，該村位于翠巖山腳下，依傍著公路，如有意外，向東可到公路機動撤離，向西可至山內(nèi)隱蔽。
在牤牛屯，東北野戰(zhàn)軍領導人指揮部隊成功攻克錦州，組織了黑山阻擊戰(zhàn)、大虎山戰(zhàn)役，殲滅了東北國民黨軍主力，解放了國民黨軍東北“剿總”所在地沈陽，最終取得了遼沈戰(zhàn)役的勝利。11月2日，遼沈戰(zhàn)役結(jié)束，東北野戰(zhàn)軍前線指揮所移出牤牛屯。在經(jīng)過短暫休整后，東北野戰(zhàn)軍即進軍關內(nèi)，會同華北部隊進行平津戰(zhàn)役。
?。ㄜ娛驴茖W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李果供稿）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9日?06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陳元秋 耿建擴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劉少奇的辦公室里，陳列著一只普普通通的白茬小木箱。箱長84厘米，寬47厘米，高63厘米。箱子上面有劉少奇同志親筆書寫的“奇字第三號”5個毛筆字。小木箱來源于延安那段難忘的歲月。當時辦公條件十分艱苦，劉少奇同志許多重要文稿和書籍無處存放，為此他請木匠做了這個小木箱。從此，這個小木箱成為了主人身邊不可少的用品之一。
劉少奇同志用過的小木箱??圖片由西柏坡紀念館提供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清澗縣棗林溝召開會議。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中央前委，繼續(xù)留在陜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zhàn)爭；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劉少奇為書記，到晉西北或其他適當?shù)牡攸c進行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會議之后，劉少奇同志率領中央工作委員會向華北轉(zhuǎn)移，這個裝有許多重要稿件和書籍的文件箱也伴隨主人開始了跋山涉水、風餐露宿的行軍。轉(zhuǎn)戰(zhàn)途中，它既是劉少奇同志的文件箱，又是劉少奇同志的辦公桌，行軍打仗累了還可以靠著它歇一歇。同年5月初，劉少奇同志率領中央工委到達西柏坡，住在了一戶普通的農(nóng)家小院，小木箱被安放在劉少奇同志辦公室。
當時正值全國土地會議召開前夕，劉少奇同志在安頓好中央工委機關后，立即投入到緊張的會議籌備工作之中。白天，他帶病下鄉(xiāng)調(diào)查研究；晚上，在微弱的油燈下徹夜不息地工作。經(jīng)過精心的準備，中國共產(chǎn)黨全國土地會議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西柏坡召開，會上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并于同年10月10日向全國公布。從此，存放《中國土地法大綱》成為小木箱的又一光榮任務。1949年3月，小木箱隨同主人一同來到北京，繼續(xù)為主人服務。
1980年6月20日，王光美同志親手將由保姆趙淑君保存的這個箱子贈送給了西柏坡紀念館。它安然地擺放在劉少奇同志的辦公室里，默默地向人們訴說著它不平凡的經(jīng)歷和珍貴的歷史價值。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9日?05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陳元秋 耿建擴
在西柏坡紀念館，收藏著一則體現(xiàn)共產(chǎn)黨人為民情懷的通知,它就是《關于轉(zhuǎn)移中處理房子家具規(guī)定的通知（轉(zhuǎn)字第二號）》。
《關于轉(zhuǎn)移中處理房子家具規(guī)定的通知（轉(zhuǎn)字第二號）》??圖片由西柏坡紀念館提供
1949年2月初，在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即將離開西柏坡前往北京時，為了做好從農(nóng)村搬到大城市這樣一項重大轉(zhuǎn)移工作，黨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轉(zhuǎn)移委員會。在轉(zhuǎn)移工作中，比較難處理的就是房子的問題。為了完成好房子家具等相關事項的交接工作，3月27日，轉(zhuǎn)移委員會和華北解放區(qū)四專署及平山建屏縣政府人員商議后，發(fā)出《關于轉(zhuǎn)移中處理房子家具規(guī)定的通知（轉(zhuǎn)字第二號）》。
這則只有幾百字的通知對處理房子家具作出了明確細致的規(guī)定。比如房子問題，要求借用及新建的房子，一律交縣政府轉(zhuǎn)村政府，以村為單位處理。小修的房子交給原房東；新修或大修的房子，除適當給房東地東一部分和留一部分公用外，應進行調(diào)劑，分給無房或少房的貧苦的農(nóng)民；墻炕被拆、毛圊豬圈被填的群眾，在調(diào)劑房屋時應予以照顧，或用其他用具補償；家具用具問題，要求向群眾借用的家具用具，必須按數(shù)交還，取回原有借據(jù)。如有損壞可以拿自己置的其他家具用具賠償，但其價值應較原有的家具用具稍許高一點。并要求在移交房子、處理家具等工作完成后，工作組再進行探訪，務必做到一切問題都解決妥當，取得政府證明信向轉(zhuǎn)移委員會匯報之后，才能撤離駐村。
即將踏上“趕考”路，黨中央在處理房子家具等工作中首先考慮的是讓人民群眾獲得最大的利益，這也是共產(chǎn)黨人為民情懷的深刻體現(xiàn)。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9日?05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安徽省金寨縣革命博物館，收藏著一件屬于劉鄧大軍的珍貴革命文物，那是一把鄧小平在金寨使用過的瓷茶壺。茶壺本身并不起眼，與當時農(nóng)家所用無異，卻同鄧小平只有一張床鋪、一個柜子、一副桌椅的臥室一道，成為劉鄧大軍艱苦樸素作風的縮影之一。
鄧小平同志在挺進大別山時期使用的茶壺。資料圖片
挺進大別山后，鄧小平就在向中央軍委的報告中提出兩條打算：一是多打勝仗；二是嚴守群眾紀律，“這是樹立良好影響，使群眾敢于接近（我軍）的先決條件”“一切為了在大別山站住腳！”為落實紀律，劉鄧二人為挺進大別山的部隊“約法三章”：槍打老百姓者，槍斃；掠奪民財者，槍斃；強奸婦女者，槍斃。紀律嚴明、作風過硬的劉鄧大軍與大別山群眾留下了一段段“軍民魚水情”的佳話，傳頌至今。
?。ò不帐〗鹫h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胡遵遠、李燕、李澤波整理）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8日?06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李睿宸
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的校園里，陳放著一塊刻有校訓“實事求是”的花崗巖。我們黨的最高學府與其校訓的不解之緣，要從延安革命紀念館館藏的4塊石刻說起。
圖片由延安革命紀念館提供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里陳列的這4塊石刻，上面的字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為中央黨校大禮堂親自書寫的題詞。延安革命紀念館講解員張艷說，1947年3月，中共中央離開延安，中央黨校的同志為了避免石刻遭到破壞，便在離開前將石刻埋入地下。1954年，延安師范學校在原中央黨校建校，從地下挖出了這4塊石刻，并將其交給延安革命紀念館保管。如今，這4塊石刻靜靜矗立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展廳里，向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們訴說著這段往事。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5日?06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張哲浩 光明日報通訊員 王建平
在延安文藝紀念館里陳列著一把小提琴，琴體總長60厘米，寬21厘米，厚10厘米，琴弓長80厘米。它已問世70多年，是目前存留的唯一一件延安魯藝人自制的樂器。
延安文藝紀念館講解員雷明娟將這把小提琴背后的故事娓娓道來：“1940年冬，大提琴家張貞黻經(jīng)周恩來介紹來到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由于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洋樂器在抗戰(zhàn)時期的延安十分稀缺，張貞黻決定自己動手制作，從重慶到延安的時候，他就隨身攜帶著制作工具和一本英文版的樂器制作書。到延安后，他專門寫信給黨中央提出自制樂器的建議，毛主席特地請他吃飯，非常贊同他的想法?！辈痪?，在負責工業(yè)部門的李強同志協(xié)助下，延安樂器廠在延安橋兒溝的窯洞里開辦了，由張貞黻任廠長，成員大多為魯藝學員。在延安當時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張貞黻用本地核桃木做背板，用紅松木做面板，制作了許多樂器，供延安的文藝團體學習、排練和演出使用。
1944年，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團員王卓回到延安魯藝音樂系學習小提琴，老師就是張貞黻。但是苦于沒有樂器，就求助于戲音部主任呂驥。呂驥給當時在美軍觀察組幫忙工作的美術系版畫家古元寫信，請他在美軍駐地的食品、物品包裝箱里找到了適合做提琴的松木板和硬木板材料。后經(jīng)張貞黻細細打磨，終于做成了一把精美的小提琴。古元看到這把自制的小提琴后贊嘆不已，便在琴把上刻下“魯藝自制”四個字。從此，這把小提琴就由王卓學習使用。1946年重慶談判后，為貫徹停止國共雙方?jīng)_突、恢復交通和整軍方案的軍事三人小組抵達延安，在黨中央舉辦的歡迎晚會上，王卓就用這把小提琴演奏了《白毛女》片段“扎紅頭繩”。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王卓帶著這把小提琴跟隨“魯藝赴東北文藝工作團”到達了東北。1946年，在東北解放戰(zhàn)爭前線演出時，這把小提琴的琴把被壓斷，原來“魯藝自制”的標記也很遺憾沒能保存下來。1952年，王卓帶著小提琴奔赴朝鮮戰(zhàn)場，為坑道里的志愿軍戰(zhàn)士演奏。新中國成立后，王卓成長為國家一級作曲，被周恩來譽為“我們自己培養(yǎng)起來的作曲家”。
雷明娟非常惋惜地說：“張貞黻在延安時期就患上嚴重的肺病，由于延安落后的醫(yī)療條件，他的病沒能治愈。1948年，在解放戰(zhàn)爭途中，不幸病逝于石家莊，年僅43歲?！?/p>
2012年7月28日，84歲的王卓老人特地回到延安，捐出了這把小提琴。如今，這把小提琴陳列在延安文藝紀念館里，它見證了延安魯藝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崢嶸歲月，見證了延安魯藝藝術教育的光輝歷史，也見證了兩位音樂家走過的不平凡的道路。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5日?05版）
【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光明日報記者 蘇雁 光明日報通訊員 潘麟之
江蘇鹽城新四軍紀念館內(nèi)，陳列了一件粗布縫制的臂章(右圖)，長8.5厘米、寬6.5厘米，正面印有“N4A”，背面有“陸軍新編第四軍、盡忠職務、嚴守紀律、實行主義、完成革命”等字樣。
資料圖片
從1937年10月組建到1947年1月撤銷番號，新四軍歷經(jīng)10年，使用過多種臂章標志，其中佩戴時間最長、國內(nèi)外影響最大的，就是由莊五洲、許幸之等人設計的“N4A”臂章。
臂章主要設計者之一莊五洲，于1914年7月生于臺灣高雄。15歲那年，他跟隨父親回到祖籍福建泉州，進入廈門美術專業(yè)學校就讀，畢業(yè)后從事美術教育工作。
為了推動華中抗日文藝活動的開展，1940年秋，劉少奇、陳毅采納大家的意見，決定辦一所像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那樣培養(yǎng)文化藝術人才的學校。莊五洲從上海來到鹽城，在由劉少奇兼任院長的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美術系擔任教授。
1941年1月，新四軍在鹽城重建軍部后，隨著隊伍不斷擴大，需要有一個統(tǒng)一全軍的標志，時任魯藝分院美術系教授的莊五洲和許幸之等人，承擔起了設計臂章這一任務。
不久，莊五洲和同事們以原有的臂章為藍本，設計了一種外方內(nèi)圓、藍白相間、橢圓形的圖案，中央寫有“N4A”。藍色表示藍天，橢圓形中的白色象征光明，寓意中華民族前途無量，抗戰(zhàn)必將取得最后勝利；“N”是英文“New”（新）的首字母，“4”是新四軍的建制代號，“A”是英文“Army”（軍隊）的首字母。
圖樣經(jīng)莊五洲畫出正稿后，其線條簡潔流暢，視覺醒目有力，很快得到了陳毅的贊賞。樣稿通過后，臂章用石版印刷，在全軍指戰(zhàn)員中發(fā)放佩戴，并一直沿用到1946年?！癗4A”臂章，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產(chǎn)生的特殊產(chǎn)物，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其設計者也永載青史。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4日?06版）
